一周前，小可常常在半夜突然醒来。他会习惯性地打开手机，查看快递配送的路径，确认自己的“救命药”所在的位置。4年前，小可被确诊感染艾滋病病毒。从那时起，他每天需要按时服药两次。第一年，小可会设定两个闹钟，分别在早晚9点提醒自己服药。现在，吃药已然成为了小可的一种习惯，他每天自觉准时服药，并且“一次都不曾忘记”。
被疫情“困住”的感染者1月22日，小可从武汉回到孝感老家，按照计划他打算在家待一周。第二天，武汉传来“封城”的消息，接着湖北其他城市也开始陆续“封城”，其中也包括孝感。起初，小可并没有担心，因为他随身携带的药足够服用一个月以上，可以维持到2月底。但现实状况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期——根据湖北疫情发展的情况，小可的单位通知他“最早3月中旬复工”。焦虑和恐慌就在那一瞬间向小可袭来。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必须定时、定量服药，断药、停药都会让身体产生耐药性，甚至会引起病发。小可很清楚断药对自己意味着什么：“一旦耐药，前几年的治疗将前功尽弃。要换药治疗，甚至无药可治。”
小可服用的是国家免费提供的抗病毒药物，但是药物的领取有着严格的属地管理原则：感染者医院进行随访、复查，才可以领到药。面对疫情，有关部门及时察觉到了感染者们担心的问题。1月26日，中国疾控中心发布了《关于保障异地滞留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免费抗病毒治疗药品的通知》。通知指出，无法回到原治疗机构的感染者，可以在滞留地临时领取免费抗病毒治疗药物。
小可了解到，一些病友凭原治疗机构开具的函件，医院成功取到了药。随后，他咨询医院所在地的洪山区疾控中心，对方表示可以开具“借药”函，让小可联系孝感本地的疾控中心拿药。但孝感当地疾控中心回复他，目前无法提供药物。随后，小可又通过洪山区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联系医院的感染科医生。这位医生同意“借”他一个月的药，但是需要他本人或委托医院领取，不能邮寄。一切又回到了原点。无法说出口的“求救”小可老家所在的镇上出现了新冠肺炎的确诊病人。为了避免疫情扩散，村子里执行了严格的管制措施：全村的几个出入口均设有卡哨，全天有人值班把守，村民不得随意外出。小可曾尝试找借口外出。他告诉村干部，家人心脏不舒服，医院取药。但是根据当地的规定，他只被允许去隔壁一个医疗条件较好的镇上去取药。
担心自己感染者的身份暴露，小可不可能向村干部交代实情换取通行证，更没有勇气向家人坦白。“我也不可能找其他人帮我去领药。一旦我的隐私泄露，村子的人都会知道了，我父母都没有办法再这里生活下去了。我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这一切。”被困在广西农村老家的杨光，同样面临着这个难以破解的“困局”。家乡疫情并不严重，要想办法去县城的疾控中心“借”药不难，但是想到有亲戚就住在疾控中心附近，他马上就打消了这个念头：“被发现我就‘死’了。”对于杨光而言，暴露身份的恐惧，远远大于断药所带来的焦虑。杨光出生在农村，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上海的一所重点大学。“直到现在，我都是我们全家的骄傲。”隐藏的身份，成了很多感染者求救的最大阻碍。代领药的志愿者无奈之下，杨光将求助的方向转向了上海——他读大学的地方。他向公益组织上海青艾健康促进中心求助，请志愿者从自己原治疗机构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代领药物。青艾的志愿者迅速联系了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，在杨光断药前的一周将他所需的药寄到了广西。类似的操作方式也出现在了武汉。疫情期间，医院成医院，该院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抗病毒医院代发。武汉为先社工中心的志愿者得到消息后，决定帮助无法外出的感染者代领和邮寄药物。
2月16日，湖北省城乡所有村组、社区、小区、居民点实行24小时最严格的封闭式管理：严管外来车辆，非必需不进出；严管外来人员，非必要不入内。“武汉市小区封闭管理后，医院开通绿色通道，由我们志愿者为符合条件的感染者代领药物。”武汉为先社工中心负责人黄豪杰告诉看看新闻Knews记者。为先社工中心在其
